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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老战士——追思原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映明
发布时间:2021-09-14       

  5月23日,是湖北广播事业的诞辰日。72年前的这一天,一道红色电波划破长夜,迎来武汉解放的黎明;如今,依然是这一天,原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映明,追寻着他毕生挚爱的广播事业,一路远去,溘然长逝。

  一辈子办广播、爱广播,冥冥之中,生命似乎以一种“殉道”的方式,让我们敬爱的老台长,在特殊的日子,在最后的时刻,成就了自己作为“广播老战士”的终身荣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映明老台长在湖北新闻界享有很高威望。这不仅因为他是台长,更因他是一位名记者。

  用他自己的线岁的王映明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在家乡浠水县,他做过城关仓库库员,也做过县政府、县委会的干事,白天接电话、写材料,晚上就在油灯下读书补课。他常常跟着领导下乡调研,写调查报告,向报社、电台踊跃投稿,在新闻写作上一次次崭露头角。

  人生关键的路只有几步。1957年,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到黄冈选调干部,组织部门直接点名,“把王映明调来,他喜欢写稿。”就这样,一个从没想过搞广播的人,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广播。

  进了省台,王映明一头扎进基层一线,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黄冈、孝感、咸宁记者站,一干就是十多年。一个从没接受过大学新闻专业教育的年轻人,经过漫长的磨练和洗礼,最终成了一位目光如炬、炉火纯青的知名广播记者。

  他是个有心的记者。农村改革之初,有次下乡采访,他看到有的田埂上长满了黄豆苗,有的田埂却是光秃秃的,要是一般的记者,可能熟视无睹,但他偏偏却在脑子里打了个大问号。一问农民才知道,这里面果然大有文章:长满黄豆苗的田埂子,都是包产到户包给农民的,而光秃秃的田埂子,都是没有联产承包的。农村是否联产承包,农民的积极性是明显不一样。他由此写就一篇广播述评《从田埂子变化看政策潜力》,这篇稿件无可争议地被评上“全国优秀广播评论奖”(相当于现在的中国新闻奖)。

  他是个认真的记者。作为台长,他每年的工作目标中必有一项,就是下乡调研采写报道和撰写评论不低于50篇。在我们这些后辈心目中,老台长从没走出记者行列,他一直是湖北台的首席记者。1987年湖北台组织系列报道《可爱的家乡》,好写的题目都被记者们认领了,唯独黄鹤楼这一单没人敢接,因为大家都知道,古今文人骚客把黄鹤楼写得太多太好。作为台长、记者,他责无旁贷的揽过这趟“难写”的活儿。为此,他自掏腰包买门票,一连三天“游览”黄鹤楼,从一楼到五楼,每次都像初到的游客一样细细观赏品味,他还买了黄鹤楼全套资料认线字的散文体广播稿《黄鹤楼漫步》成稿播出了。之后,铁路局将电台的播出录音安排在列车广播上反复播送,那时候,从北京开往武汉的列车,只要一过武胜关,乘客们就都能听到这篇优美的散文。一篇广播稿,成了展示湖北的声音名片。

  他是个充满忧患意识的记者。老台长曾经说过,一个全面而称职的记者,不能光报喜不报忧,在发展的进程中,应该经常提示我们的政府、社会和群众要注意些什么,忧国忧民应该是一名记者最起码的品格。1991年春,老台长与全国著名劳模饶兴礼闲聊,看到老劳模郁郁寡欢,神态戚然,他就反复沟通询问,最后得知老劳模忧心忡忡的原因是,近几年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减少,有的地方土壤退化、水源严重污染、农田水利设施失修,不少地方还出现高产穷县……而这些问题多年来都被当时农村所呈现的表面繁荣掩盖了。老台长当即着笔,一篇《饶兴礼的喜与忧》揭示出农村改革发展暴露出来的新问题;此外,他还就清江污染问题、职称评审质量问题、甚至是日本现代化后表现出的国民忧患意识等等,撰写了一系列杂文和文章,表达了作为国人和记者的深深忧虑。

  老台长代表他们那一代广播人,为我们广播界的后来者树立了一个精神标杆。只要你是广播人,只要一提起《倾斜的南北镇》等等那些让人耳熟能详的新闻精品,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作为记者,他既有铁肩、又有妙手。他思想深邃,洞世入木三分;他触角敏感,充满奇思妙想;他思维活跃,语言纵横捭阖;他行文简约,下笔惜字如金。他,早已成为湖北广播界一个无法磨灭的文化符号。他把自己对广播记者的毕生思考与实践,全都凝结在《亦喜亦忧集》《中国广播杂文大观》《大型系列报道与广播影响力研究》等编辑著述中。1996年,老台长获评省委宣传部“湖北名记者”,2014年被省委授予“湖北文化名家”光荣称号。

  1984年8月,时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王映明被省委宣传部和省广播电视厅领导叫去谈话,原来是组织要把省电台台长这副十分沉重的担子交给他。王映明深知广播媒体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但他没有胆怯,而是以一名战士的姿态临危受命,勇敢开拓,负重前行。

  老台长执掌省电台的十年,恰逢湖北广播诞生35年来进入漫长的低潮期。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再,相对于红火的报纸、崛起的电视,广播此时已是朝不保夕,每月连工资都发不出去。面对全台需要养家糊口的几百号人,面对广播的生死存亡,苦撑危局的老台长痛下决心,一定要为广播找到出路,打一场广播人的翻身仗!

  老台长坚定地认为,导致广播陷入困局的根本原因是声音媒体影响力的历史性衰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激情澎湃,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报纸的深度报道、电视的系列报道抓住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认知需求顺势崛起,逐步形成市场垄断。反观此时的广播媒体,还在被人们嘲讽为只能搞“短平快”、“豆腐块”式报道的“传声筒”,广播似乎真的成了浅薄的代名词,这样下去,广播哪里还有影响力呢?老台长由此认定,广播就是一面鼓,不敲就没响动,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响鼓重槌!

  第一槌砸向了广播评论。他在分析媒体形势后真心承认,与报纸对评论的重视程度相比,广播长期以来的确没有自己的言论、观点。说一千道一万,传声筒当得再好,你广播自己都不发声,何以正确引导舆论?说干就干!1985年4月,老台长不仅亲自延揽人才组建了湖北电台评论组,开设了5分钟《广播漫谈》,做到日日快评,还带头撰写评论,一时间,听众反响强烈,广播评论声誉鹊起。他主张开门办评论,打破门户之见分别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评论部联合举办全国有奖征文活动,把广播评论的影响力一直做到了首都,在全国广播界引起轰动。

  198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办光明日报、湖北电台报台言论双轨宣传座谈会

  老台长第二槌砸向了系列报道。1985年盛夏,他向采编一线的同志们表达了自己对广播新闻改革的新思考——策划组织大型广播系列报道,以此发挥广播优势,增强报道深度、可听性、可视性,彻底突破广播“瞬间即逝、风韵不存”的局限。在他的亲自策划组织下,系列报道《汉江行》调动几十名记者,沿着汉江行走采访,首次用50篇游记、通讯、专访等流畅文体,全景记述三千里汉江的兴衰变化和历史文化,讴歌汉江儿女的英雄业绩,展望汉江流域的美好前景,之后,老台长又决定将报道结集出版。最终,系列报道《汉江行》因其题材大、角度小、情节活、文字美,实现了思想性、新闻性、知识性、可听性的完美统一,赢得听众广泛赞许。那一刻,湖北电台不仅在全国广播界首开系列报道之先河,同时也为广播重新找回主流话语权,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大大提振了广播人的士气。

  之后十年,在老台长运筹下,又先后推出《湖乡行》《长江行》《老区行》《湖北边界纪行》《党旗下的报告》《小城春秋》《走山寨》等10多部系列报道。这些报道,无不契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无不显现着广播人的行走与思考,无不体现着广播媒体的创新能力。为探求广播系列报道的深度和影响力,每次行动,老台长都会运筹在前,参与其中,身体力行,亲自采写。

  到老台长1995年卸任时,湖北电台的系列报道已在全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广播新闻改革的典范。在他退休之后的26年里,我们几代广播人接续奋斗,创新发展,创造出大型系列现场直播、网络系列微直播、全媒体系列直播等各种报道新模式,把老台长开创的系列报道,一代一代坚持到现在,成了高峰,成为传统。

  老台长是一个爱思考的人,尽管他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搞广播也是半路出家,但由于爱思考、善总结,他带领湖北台走过的每一步,无不与中国广播的改革发展历程高度契合。在他手上,湖北台开通了调频立体声广播,创办了文艺台,走出了湖北电台开办系列台的第一步。创办了《星期天特别节目》《774午间直播室》《今夜不寂寞》节目,推动广播从“我播你听”的录播形态向热线直播的互动模式转变。创造性地将广播直播间设在北京,实行远距离现场直播,等上百名在京湖北籍老领导通过广播祝福家乡。创办了《焦点时刻》节目,这是湖北广播第一档舆论监督性质的深度报道节目,至今仍在播音……

  那些日子,老台长一边要抓事业建设,抓节目创新,一边还要动员全台的力量组织创收。1988年,湖北电台正式成立了广告部,组建了广告创收专业队伍,到老台长退休那一年,湖北台的经营收入突破千万元。频率的增加,节目形态的改变,经营结构的调整,大大改善了省电台的状况,支撑着湖北电台走过历史上最为严峻的生存低谷期。

  老台长特别重视广播队伍的建设,在乎年轻人的成长。他在任十一年,年年搞系列报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心思就是想借此磨练队伍,让广播记者们在风雨中经受摔打,在困苦中百炼成钢。为此,他亲自带头,不落一期地参加采访,做出样子,显出作风,努力让年轻的广播记者多吃几遍苦,多蜕几层皮。

  1985年,台里组织大型系列报道《汉江行》,那时我刚分配到台里不久,没有经过新闻专业的培训,也没单独采访过,没想到自己的名字也列入了采访记者的名单。我们这一组五个人刚好由老台长带队,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路上我就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观摩台长和其他老记者的一举一动,他们如何提问,他们怎样做笔记,他们在与采访对象闲谈时说些什么……只是这样的时间实在太短,结束仙桃和江陵两地的采访后,一到天门,老台长就把我一个人给扔下了,说,“天门是全省高考的状元县,也是教育改革的典型,你去写天门中学吧。”在天门中学,我凭着一股初生牛犊的胆气,三下五去二不到一天就结束了采访,兴冲冲地赶回台,将一篇《天门中学桃芳李艳》的稿子交给了江忠源老师等待表扬,谁知却被无情地打回重写。我心有不服将自己的稿子送给台长看,老台长看完我的稿子后沉思片刻说,“大家都知道天门教育质量高,你的文章只是写出了表象。天门中学为什么出状元,天门老百姓为什么重视教育,天门教育改革改在哪里新在哪里?你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后再写文章不迟。”老台长的话如醍醐灌顶,第二天,我乖乖搭上长途汽车二进天门,重新采访,重新写作,翻来覆去折腾好几天,总算完成了任务。这是我记者生涯的第一次采访,却也是终身难忘、终身受益的一次采访,每次同新入职的年轻人谈心,我都会提起这一段采访经历。至今我都在想,如果没有当初老台长单独扔下我,如果没有老台长一句言简意赅的点拨,我的记者生涯中哪有这样一段难忘的成长经历。

  老台长看人很“毒”,九龙心水现场开奖直播,你用没用心、下没下力、吃没吃苦,永远逃不过他那双犀利的小眼睛。他经常说,作风就是记者的文风,好记者能深入田间地头采摘带露水的鲜花,能站在山上唱山歌。一名优秀的广播记者,必须练就一双铁脚板,必须能吃苦。

  1987年,宜都市出了一个种田大户程启木,被树为全省典型。那时我在省台驻宜昌记者站工作,接到编辑部的采访任务,当即赶到宜都采访。省报和省电视台的记者接到采访指令在先,当我赶到程启木家中的时候,他们刚好结束采访,由宜都市委宣传部安排车辆送回宜昌。我快马加鞭完成采访,希望能马上赶回宜昌写作稿件,争取与省报和省电视台同时播发这篇报道,于是向市委宣传部提出了派车送我回宜昌的请求,没想到却被拒绝了。年轻气盛的我感受到了作为广播记者的不被尊重,在同宜都的同志电话交流时负气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过了不久,王台长出差到宜昌,让人通知我到他的酒店房间谈话。老台长告诉我,宜都宣传部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的采访作风问题。我顿时觉得十分委屈,急着想辩解一番,可老台长却不容我分辨,严厉地批评说,“不要觉得自己是省电台的记者,就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记者是一个广交朋友的职业,你不尊重人,谁同你交朋友?”“没有小车坐,就不能采访了?就不能坐拖拉机、坐公共汽车?大不了还有一双脚嘛!”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正准备做一番诚恳检讨,哪知老台长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不是一定要那辆车坐,你主要是对他们对待媒体的态度不服,www.PP1861.Cc。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用其他的办法让他们服气?如果你把稿子写好了,超过了其他媒体,他们才会真正的服你。”

  这就是老台长——他批评了你,却让你没有受伤;他安慰了你,却让你无法平静;他的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却要让你用一生去参悟。

  老台长不仅特别关心年轻记者的工作,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他对下记者站工作的年轻记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要在地方谈情说爱、谈婚论嫁。我到宜昌记者站驻站时,他同样一再告诫我,不许在地方谈婚论嫁,否则你就一辈子不要回来了。对这一条规矩,我们年轻人多数不理解,恋爱自由,台长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好多年过去,听几位老同志在一起闲聊,大家都笑话老台长是典型的“妻管严”,心疼夫人是榜样,在家里什么家务活儿都做。老台长红着脸,低头说道:我在黄冈、孝感、咸宁记者站工作十几年时间,长期与夫人两地分居,家里的事从来是夫人一肩扛,就是三个孩子也是她一手拉扯大,对夫人我实在是亏欠太多。那时候,我才明白,老台长定下这一条规矩实在是推己及人,用心良苦。他不是怕你以后找他解决家属调动问题,即使你在地方有了家庭,他也不会真的放弃你。他真正害怕的是年轻人以后要长期承受夫妻两地分居之苦。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老台长赋予了我们作为媒体人的向上品格,指出了我们前行的路标,他是我们这一代广播人的精神领袖和人生导师。他为人不施私恩小惠,却让人感知大恩大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广播人,尤其是后来者,尽管与老台长没有多少交集,即使有,也许只是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一个转角的邂逅、甚至只是听过一个神话般的传说,但只要提起老台长,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人人都会觉得与他相识久远,人人都忘记不了——他那一副敦实的身板、一双弯弯的眼睛、一脸眯眯的笑容,还有那一口温婉如玉、动听如歌的浠水话。

  1995年老台长退休后,就从广播人的视线中慢慢消失了。但他从没放弃对湖北广电事业发展的关心和关注,只要台里需要,他总能提出许多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党员,他时刻不忘履行义务,退休多年,从未缺席老干支部的组织生活和各种活动。晚年,他把自己放在最不被人关注的位置、藏在最不重要的地方,不给组织找麻烦,不给家人添负担。

  2016年,他作为“湖北文化名家”,主编《大型系列报道与广播影响力研究》,80高龄,亲自统稿、写稿、约稿,组织上百人参与编写;作为老台长,他从不要单位派车,总是自己挤地铁,在武昌汉口两地来回奔波;作为年事已高的长者,到汉口广播大楼开会编稿,从不要求别人将就他,总是气喘吁吁主动爬楼梯,当你知道他要来时,他已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在家里,他每天坚持自己买菜、洗衣、做饭,身上永远都是褪了颜色的那几件,儿子、儿媳每次给他买新衣,他总要大发雷霆,赌气不穿。

  他这一生,总想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在我的印象中,他坐镇省台十一年,从未在广播大楼正楼办过公,他把好的办公房间全部留给一线编辑记者,自己却与班子成员一道终年窝在四楼背后的铁皮房里,甘愿忍受严寒的冷冻和酷暑的炙烤。

  老台长这一生,有着无穷的魅力。他从不显露自己,却处处存在;从不麻烦别人,却让人牵挂;从不高看自己,却令人景仰。5月23日上午,我和老领导蔡祥斌、郑新民一道去医院探望他,弥留之际,老台长已不能言。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除了无限眷恋的眼神,还有两个让人今生难以忘怀的手势:当我们回忆起湖北广播点点滴滴的成就和进步时,他缓缓竖起了大拇指;当我们恋恋不舍,希望和他多呆一会时,他却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我们赶紧离去。直到第二天在他的灵堂看到那副长长的挽联,方才悟出,他那两个手势,一个代表着绚烂的“夏花”,一个代表着静美的“秋叶”,——那是他一生的执念与坚守,像他的文章,质朴而迷人,简单而深刻。

  这是美国作家杰弗里﹒佩雷特为二战名将麦克阿瑟所作传记的题目,用在我们敬爱的老台长身上实不为过。老台长一生都在战斗,为记者的使命而战,为广播的生存而战,为战士的荣誉而战。他是名副其实的广播老战士,所以,他没有死,他不会死,他的精神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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